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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所以如此，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搞清楚世界的复杂性，以及与之相应的语境的多层面性[②]。

还有一位学者说，海外新儒家的问题，就是把儒家理想仅仅放在内圣的层面来考虑，而且认同西方那套自由、民主的价值。[105]因此，他们觉得现在大陆新儒家登场，就应当像董仲舒一样，等待汉武帝垂询，与汉武帝形成士大夫与皇权共治体制，完成所谓革命或更化[106]，并且在郡县制的基础上，兴起文教，塑造儒家士大夫这样一个社会领导阶层。

由此来完成儒家‘王官学的现代复位。他们绝不甘心仅仅自居于哲学的一个流派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时中国周边都是些小国，打也打不过中国，骂也骂不过中国，这样，中国的价值就成了普世价值。62、《中国必须再儒化》，页162。说得比较理智和客气的，如制度儒学的提倡者干春松，他在《制度儒学》(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6)前言中说在某种程度上，『制度儒学』可以看做是与『心性儒学』相对的儒家的另一面。

63、也许，康晓光、王达三和蒋庆的论述，可以说是相对比较完整的设计方案?比较早的有康晓光《文化民族主义论纲》，他提出四项措 施:一，儒学教育进入正式学校教育体系，二国家支持儒教， 将儒教定为国教，三，儒教进入日常生活，成为全民性宗教， 四，是通过非政府组织向海外传播儒教。分别参看《何谓普世?谁之价值?》，页135;以及陈明，〈公民宗教 与中华民族意识建构〉，载任重主编，《儒学复兴:继绝与再生》 (北京: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，2012)，页30。其持论则更求同不求异。

虽朱子自谓乃取程子之意以为之，然又何得径取程子意以补代古人意。来源：钱穆，宋代理学三书随劄 进入 钱穆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朱子学 。中国学术有一特征，亦可谓是中国文化之特征，即贵求与人同，不贵与人异。今人乃据此等处疑理学家亦多出入释老，不知此正理学家长处，非理学家短处。

又如后人每以程朱连言，尤多以伊川与朱子连言。则我之所学于前古圣人者，乃学此同然之心耳。

继儒墨而起者，有道家。梨洲则终于阳明有偏袒。周张二程四人之为学，亦各有其一己，亦互有其相异。周公孔孟一线相承，遂成中国之儒学。

则可谓千古一致之最相同处，无他异也。惟董仲舒于实际政治上无发展，乃写有《春秋繁露》。墨子在古人中举出一禹，正如孔子在古人中举出一周公。只有庄老，因其隐退，不似儒墨广集门人弟子，相聚讲学，乃由其私人闲居自撰成书。

惟其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故不贵自创论，自立说，而著书非所重。实则若果有之，自中国人观念言，则亦朱子一人之学而已，又何足贵。

中国人认为，能与人同即是善，大同即是至善及明代阳明起，从陆反朱，作为朱子晚年定论，亦谓朱子卒从同于象山。

此三人皆儒家中之杰出人，其著书立说犹如是，其他则更可类推不详论。朱子乃亲受业于延平之门，其对延平可谓备致尊仰，然而朱子之发明二程，又岂限于龟山延平之一脉。此则孟子之所以为孟子也。就空间就时间论，天地生人惟己为独一无二。实则濂溪《易通书》即为说《易》。只有庄老，因其隐退，不似儒墨广集门人弟子，相聚讲学，乃由其私人闲居自撰成书。

而唐代之《五经正义》，递传至宋以后，乃成为《十三经注疏》。生斯世，为斯世也善，乃不知有己。

后人亦不于此等处持论立说，惟治史学，则大体必求上同司马迁，如是而已。亦可谓此一部学术史，乃创始于孔子。

又于濂溪《太极图说》及横渠《西铭》特有注。其最大著作，为《论》《孟》集注《学》《庸》章句之四书。

并其著书人之姓名亦隐而不彰。此二人之为学，皆义理更重于训诂考据，而宋代理学精神亦更胜于汉代经学精神。除注《诗》注《易》外，于史学，亦只本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作《纲目》。而不贵于学术史外自创一套新学术。

惟其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故不贵自创论，自立说，而著书非所重。老子曰：同谓之玄，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。

然《春秋繁露》乃阐发《春秋》义，《太玄》《法言》乃模仿《易》与《论语》，皆明表师承，与自创作自立说仍不同。中国学术有一特征，亦可谓是中国文化之特征，即贵求与人同，不贵与人异。

而在中国，则新教终盛于旧教。而朱子会通和合之，以成宋元明三代理学一大传统，与先秦孔孟以来之儒学会通和合，以成儒学之新传统。

而二者之间，则终以求同为要，辨异为次。其人愈古，则愈不见其与人之相异处。中国称门人受业为弟子，此如一家人。各有一己，而己与己不相同。

子子孙孙相承为一家，学问亦当有传统，故谓之一家言。《老子》书名则托之庄周书中之老子，亦寓言，并不详著者之姓名。

孔子作《春秋》，乃是一部史书，则仍是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。愈会通，愈和合，以愈见其共同之一是。

继儒墨而起者，有道家。自所为诗文集亦逾百卷，则皆因时因地因事因人而随感随应，自然流露，与精心结撰有系统有组织刻意著成一书，以表现其自我一己之独得与创见者，大不同。